《刑罚的历史》之墨刑，就是水浒传好汉脸上被刺字的那种
引用自《刑罚的历史》作者：罗翔
墨刑又称黥面、黔面，是在人身体上（主要是脸上）刺字，然后涂上墨汁等颜料，待墨汁浸入血肉，皮肤变色，伤口愈合之后所刺之字也就成为永久的耻辱记号，所谓“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额为疮，以墨窒疮孔，令变色也”[1]。最初，墨刑是在人额头上刺墨，刺在面的上部，所以墨刑又叫天刑，后来才在人的脸面上刺墨，也就是黥，只不过后来人们对墨与黥不再区分，一律统称为墨刑。古有“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之说，钻是断人足膑的刑具，而凿就是实施墨刑的工具，后世墨刑工具才改为针刺。在人的面部刺字，犯人在受刑时的疼痛可想而知。有时伤口感染，黥面甚至会危及生命。然而在旧五刑中，墨刑仍属于最轻微的刑罚，但是它毁人容颜，给人留下终生无法抹去的耻辱痕迹，其痛苦当是不言而喻。
墨刑自尧舜时开始兴起，到了夏朝时处以墨刑的罪名竟达上千种，所谓“夏墨辟千”[2]。商周时期，墨刑也被广泛适用，当时所谓微小的犯罪都可以被处以墨刑，因此《尚书·吕刑》说：“墨罚之属千”。春秋战国时期，墨刑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古籍中有大量留名留姓的受刑之人。如商鞅变法之时，太子触犯新法，为了维护新法的尊严，商鞅将太子的老师公孙贾处以墨刑，让太子之师脸上带着记号行走于朝廷，其威慑效果可想而知，史书说一时之间，“秦人皆趋令”。
秦朝时，墨刑又有新的发展，这主要是作为与劳役刑相结合的附加刑。如黥为城旦，黥为隶妾等，这都是在处以劳役刑的同时施加墨刑。其实在西周时期，就有将墨刑犯人充当劳力的先例，当时，奴隶主常把墨刑犯人充作守门人，即“墨者使守门”。因为这些人的脸上有记号，没法逃跑，而且四肢健全，不影响劳动。到了秦朝时，这种举措就成为一种固定的惩罚形式。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奏请焚烧《诗》《书》等儒家书籍，规定说，如果命令下达之后三十天内不烧者，要“黥为城旦”。犯人不仅要承担修护城墙的苦役（城旦），而且还要被刺字羞辱。汉初名将英布就受过这种刑罚，在受黥之后，发配骊山，所以有人讥称其为“故骊山之徒”。据说英布少年时曾有一相士为其算命，说他“当刑而王”，也就是受了肉刑后就可以成王了。英布成年后，果然犯法被罚，并欣然受黥，后来参加秦末起义，还真被封为淮南王。不过功高震主，英布后为刘邦所杀，成了“反革命头领”，因此为其作传的司马迁和班固都称其为“黥布”，而舍其大名“英布”不用。
由于墨刑具有不可逆转性，一旦受刑，终身难以为人，不符合儒家教化为先的原则，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刘恒下诏废除肉刑，墨刑首当其冲，黥面之刑被改为“髡钳为城旦舂”。受刑之人不再刺字，改为男子剔去头发胡须并以锁束项，去做为期五年的“城旦”苦役，女子则做五年的舂米的苦役。此后直至汉末，墨刑都没再实行。但其中有个小小的插曲，据《匈奴传》记载：西汉王乌出使匈奴之时，匈奴曾有规定，汉朝的使节如果不墨黥其面，不得进入单于所居住的穹庐。王乌从大局出发，只能顺从匈奴的规矩，“黥面入庐”。单于大喜，并欣然许诺让太子到汉朝作人质，求与汉和亲。当然有人认为，史书的记载并不一定准确，匈奴也许没有墨刑之俗，王乌最多不过是以墨涂面，象征性黥面，而非真的用刀刻其脸，这和墨刑有本质的区别。[3]
两晋南北朝时期，一度被废的墨刑又被恢复，而且有非常细琐的讲究。当时的法律规定，奴婢若逃亡，抓回来之后要用墨和铜青色的颜料在两眼上方刺字；如果再逃跑，就要在两颊上刺；第三次逃跑，则黥两眼下方。每次黥脸，都要使黥痕长一寸五分，宽五分。南朝泰始四年（468），宋明帝也下诏恢复墨刑和刖刑，规定对那些犯劫窃官杖、伤害吏人等罪者依律当斩之人，如遇赦令，改为在犯人两颊黥上“劫”字，同时割断两脚筋，发配边远军州。如果说秦汉以前的墨刑或者是作为主刑使用，或者是作为城旦等劳役刑的附加刑，那么南朝的墨刖之刑显然是将墨、刖、流三刑并用，其残忍性大为提升。
隋唐时期，墨刑再次被废，但到五代十国期间，墨刑又被恢复，当时为了防止士兵逃亡，便于捉捕，许多兵卒脸上都被刺字，被称为“黥面天子”的后周皇帝郭威在年轻时就曾受过墨刑。
北宋的刺配之法是对墨刑更大范围的恢复。在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后，流刑逐渐发展为生死之间的中刑，但是其惩罚力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已逐渐降低，很难拉开死刑与徒刑之间的距离，实现降死一等的目的，因此北宋统治者在流刑的基础上附加黥面，从此刺配之刑正式进入新五刑之中，一直延续到清末。[4]刺配法的广泛适用导致黥面的刑具大有改进，当时的墨刑已一律改用针刺，因而又称为黥刺。宋代黥刑适用很广，流、徒、杖刑都可以附加黥刑，特别流刑（加役流）则必须附加黥面，同时还要先行杖决，所以明人邱睿说这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其残忍性可想而知。
宋朝的黥面非常讲究，有刺面、刺额角和刺耳后的区别。刺墨的花纹也不相同，有的刺字，有的刺其他图形。对犯一般盗罪的，在耳后刺环形；对强盗罪，在额头上刺“强盗”二字；对应当受徒、流刑的刺方形，受杖刑者刺圆。刺墨的深度也有区分，一般是根据所发配地区的远近而定：配本城的刺四分，配牢城的刺五分，配沙门岛和远恶州军的刺七分。[5]
到南宋孝宗时，到处充斥被刺配之人，全国各郡监牢达数十万人。正如“城旦黥”为秦末起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力军，刺配之刑也埋下了大宋王朝覆灭的伏笔，《水浒传》中被逼上梁山的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及时雨宋江、打虎英雄武松岂不都是刺配之人。
受宋法的影响，辽代刑法也有黥刺。起初所黥部位和北宋相似，但后来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太过严厉的，是犯一罪而具三刑，应予废除。重熙二年（1033）辽兴宗耶律真宗大发慈悲，下诏曰：“犯罪而悔过自新者，亦有可用之人，一黥其面，终身为辱，朕甚悯焉。”于是墨刑有所变化，犯人的脸面不再受黥，而改刺颈项和手臂。对判为徒刑之人，改刺在颈部。奴婢私自逃走被抓回，如果同时盗窃主人财物，主人也不得黥刺其面，只能刺其颈或臂上。犯盗窃罪的，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第三次犯刺脖颈的右侧，第四次犯刺脖颈的左侧，如果第五次犯则要被处死。
元代的墨刑更加普遍，在法律中已不是规定什么行为处墨刑，而是反过来规定什么情况可以免刺。由于元代刺刑太多，以至于很多人一刺再刺，还有些人则想方设法要把刺痕抹掉。但是统治者还是有办法刺上加刺，法律规定，犯罪被刺字之人把所刺之字自行除掉又犯新罪的，补刺；已被刺臂之人把整个胳膊都刺上花纹，以掩盖原刺的，如果再犯盗窃，于背部刺之；累犯盗窃，左右项、臂部都已刺字而又犯的，于项下空处刺。但是，为了体现对蒙古人的特殊优待，法律规定蒙古人犯罪，不得刺字，另外由于妇女的容貌对其至关重要，因此妇人犯罪也可免刺。
明代的黥刑和宋元基本相似。对于盗窃犯，初犯者要在右小臂上刺“盗窃”二字，再犯者刺左小臂，第三次犯者要处以绞刑。对于白天抢劫的，要在右小臂上刺“抢夺”二字，如果再犯抢夺，要在右小臂上重刺。刺字之人如果擅除原刺的，还要被补刺。所刺之字必须依照律条的规定，官员不得任意刺字。当时有个笑话，说是有个叫陈东的在苏州做官时，曾命属下对一名处以充军发配的犯人进行墨刑，刺上“特刺配”三字。幕僚见后说：“凡刺‘特’字的犯人，罪行远远重于此犯，‘特’字的使用权在朝廷，我们小小苏州府使不得呐！”陈东随即纠正，命属下改“特刺”为“准条”（即依据律令条文），重新刺刻。后来，有人向朝廷推荐陈东的才干时，朝廷某官问道：“莫非是在人脸上起草稿的那个陈东吗？”
清代的黥刑主要施用于奴婢逃跑，而且常和鞭刑并用，称为鞭刺，后对盗窃犯也可适用黥刑，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在面上刺字，后者是刺在臂上。康熙初年曾有过改革，对于逃亡的奴婢不再面部刺字，只和盗窃罪一样刺小臂。后来又恢复以往的规定，理由是如果逃亡者刺小臂，逃亡者会越来越多，无法稽查，因此仍旧改为刺面。到了清末，黥刑终于走到尽头，被彻底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