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篇」良渚文明
良渚文明是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300～4300年，据战国古籍《鹖冠子》记载说“成鸠氏之国……兵强，势不可夺”，实际上就是说良渚文化集团的武力强大，天下无敌。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
在中国众多璀璨的远古文化中，良渚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一脉相承，代表了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在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乃至整个中华文明起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的考古学文化，曾经在今天的苏南、上海、浙北地区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不断刷新着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在5月15、16日评选出的“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竟同时有两项与良渚文化有关的发现赫然列于榜单，分别是江苏蒋庄遗址和浙江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新石器时代的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同时有两项发掘成果入选“十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在此之前的5月13日晚，“渚水萦回——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良渚文化专题”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江苏蒋庄遗址、浙江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以及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的发掘者就遗址的发掘情况和意义做了精彩的报告。这三项发现均入围“十大”25项初选榜单，而且都与良渚文化有关，足见良渚文化近年的新发现在学者心目中的地位。
良渚文化发现后，大家对良渚文化的推崇似乎无以复加。2010年，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首批12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近年来良渚遗址加快推进“申遗”的工作，国家文物局如此定位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由于现代以来疑古思潮的冲击和国外学者的质疑，曾经作为常识的“中华上下五千年”似乎变得底气不足，而21世纪以来逐步推进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扮演着通过考古学回溯中国文明发生及早期发展的角色。正在实施中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即将良渚古城及之后的陶寺古城作为早期国家的实证，认为它们的“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一些长期关注良渚文化研究的学者对此有更为明晰的表述。如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先生在《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的出版座谈会上强调，“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如果我们要谈中华五千年文明，只有良渚文化的良渚遗址能拿出来”。良渚文化历年来发现了大量的史前刻画符号，近年来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一些学者认为当时已经存在文字，甚至是商周文字的前身。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先生在不同的场合指出，“良渚古国是目前能够说明中华文明史有五千年的最主要的证据”，“目前考古发现的证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证据，以良渚文化中的发现最为充分”。再如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发掘领队王宁远先生强调，“良渚古城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近年来一些介绍良渚文化的书籍，则冠以“文明的实证”、“中国5000年文明第一证”之类的书名。
发达的稻作农业、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制的制陶技术、成句子的陶器符号文字数据，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等现象，使研究者们或者认为它正站在文明的门坎上，已看到了文明的曙光；或者认为它已进入文明社会，已形成文明古国。
作为后来者的马桥文化并未继承它那以独特的玉文化为灵魂的种种文化因子，故而又认为它是一支突然消失了的文化，并对它消失的原因作了种种猜测和推论。
与同时期或前后时期相距不远的其他远古文化相比，良渚文化中大量的玉器以及由玉器所反映出的宗教现象、大量的非生产性支出等，的确构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同时，在良渚文化中，至今没有铜器遗迹的发现，对于这些究竟应如何看待？若只是简单地套用诸如铜器、文字、城址等所谓文明起源诸要素来衡量是否进入文明时代，那么，说良渚文化已形成文明，显然是要受到质疑的。
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
陶器以黑陶为特色，制作精美，有的甚至涂漆。良渚文化时期最先进的的陶器制作方式是轮制，黑陶豆盘的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良渚文化时期炊器大多是鼎。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
良渚文化的钱山漾一地出土有绢片、丝带和丝线，是中国远古时代最重要的家蚕丝织物。此外，还发现了许多祭坛遗址，如余杭瑶山遗址发现的祭坛，平面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的边长约20米。祭坛上一般都有大墓，可能是人们祭祀先祖、天神的地方。良渚文化时期的食物以水稻为主。良渚文化中物质文化十分发达,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其影响达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良渚文化源于崧泽文化,由于北进失利及水患,良渚文化主体很快衰落。良渚文化中文字和城址已露端倪,从社会形态特征来说, 良渚文化第三期已进入原始文明社会。良渚文化刺激了中原地区原始文明的极大发展,并产生剧变,最终形成了中国繁荣的早期文明,夏商文明礼仪制度中的琮、钺和神人兽面纹即来自良渚文化。
1934年发现浙江吴兴1936年发掘了具有代表性的良渚遗址。良渚的陶器中有引人注目的黑陶，当时被认为与山东的黑陶相类似，因此，也称作龙山文化。1939年，有人把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区，并指出杭州湾区的文化相与山东、河南的有显著区别。1957年，有人认为浙江的黑陶干后容易褪色，没有标准的蛋壳黑陶,在陶器、石器的形制上有其自身的特点, 由于抗战等原因，良渚文化的研究直到50年代才得以恢复，此后不断有新的发现。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良渚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77年环太湖流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初步确立，同年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的发掘使良渚文化的玉器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传统观念中的华夏礼仪重器竟在东南一隅发现，而且时代早于夏代，令世人惊叹不已。80年代以来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得到持续的突破，尤其是1986年良渚反山“王陵”的发掘、1987年余杭安溪瑶山“祭坛”的发掘、1992年以来良渚莫角山“土筑金字塔”的发掘、2006年以来良渚古城以及外围水利工程的一系列突破，“良渚王国”由宫城到王城到外郭到外围水利工程的轮廓已经呼之欲出：中心宫城面积30万平方米，王城面积300万平方米，外郭内面积800万平方米，水利系统规划和影响的范围则超过100平方公里。如此格局，已经不逊色于同时期古埃及等古代文明，有过之而无不及。环太湖流域是良渚文化的核心区，良渚古城是核心区的核心。但良渚文化的影响显然并不局限于此，良渚文化标志性的玉琮等器物，在广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均有发现，“大半个中国都受良渚文化的辐射”。在夏商周三代文化中，也每每能寻觅到它们的踪迹。
虽然良渚文化早在1936年即已为世人所知，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70年之后人们才认识到这片土地竟然沉睡着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的王城。现在不少学者已经直接认定良渚古城是王城了。在良渚古城发现之初，陈桥驿、林华东、罗以民等先生曾对古城的年代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良渚文化时期不大可能会存在这么一座城，甚至有学者将其与当时臭名昭著的“华南虎事件”相提并论。最近为人所知的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比“大禹治水”还要早上一千年，但它在过去却被一些学者误解为唐宋时代的遗存。在良渚古城发现两年之后的2009年，新发现的曹操墓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质疑。良渚古城和曹操墓的性质在考古学界是不存在问题的，正如清华简、上博简等出土文献在古文字学领域没有争议，质疑的声音均来自于本专业的学术共同体之外。公众与学术界之间、考古学界与其他学术领域之间，尚有较大的鸿沟有待弥合。
考古学界普遍认同“龙山时代”的概念。龙山文化指山东龙山文化，因1928年最早发现于山东济南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而得名。这种“黑陶文化”有别于仰韶文化这一“彩陶文化”，后来，梁启超之子、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发现了著名的“三迭层”，明确了龙山文化的时代在仰韶文化之后，而非同时。梁先生还将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个区，所谓的“杭州湾区”，指的就是良渚文化。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意识到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北等地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有相近的文化面貌和发展进程，逐步认同了“龙山时代”这一概念。“龙山时代”的起讫年限，过去一般认为是距今4600～4000年。
在施昕更先生发掘良渚文化之际，他即已指出良渚文化“是与山东城子崖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1937年，董作宾与梁思永到良渚一带考察参观。梁思永先生在两年后发表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这一著名文章中将良渚文化视作龙山文化的区域类型。这一认识，实际上受到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旧史观的影响。
建国后，一度中断的考古事业得以恢复，良渚文化陆续有新的发现。1957年10月，当时的中国考古学领导者夏鼐先生为《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像》一书作序时指出良渚等地出土的器物与龙山文化相近，但另有其特点。在1959年12月26日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夏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但他仍然延续梁思永先生的观点，认为“太湖沿岸和杭州湾的良渚文化，是受了龙山文化影响的一种晚期文化”。在他1972年发表的《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一文中，夏先生甚至还认为浙江的史前文化落后于中原，良渚文化虽然有新石器时代的面貌，但时代不过相当于商周。
1965年中国考古学界建立起了第一个考古学界推算年代的碳十四实验室，并从1972年开始发表测验数据。一系列数据表明，江浙地区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时代相当早，并不比北方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迟。过去将史前江浙视作化外荒蛮之地的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此背景下，夏鼐先生于1977年发表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指出：“如果这些数据都可靠，并且上引两个数据接近于它的上、下限，则良渚文化的延续时间也达一千年左右，即公元前3300—2250年，相当于黄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而开始的时代则要较早。”自此之后，尽管良渚文化的下限向来有较大争议（有距今4500年、4300年、4000年等说法），但其上限大致在距今5300年、其后半段属于“龙山时代”则成为大家的共识。
然而，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3500BC—1500BC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年代研究”这一子项目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年代框架。过去将良渚文化视作龙山时代的一支或者认为它后半段属于“龙山时代”的认识，都成为了过去式。
年代框架的调整，将带来一系列深远的影响。譬如，过去长期认为良渚文化与“龙山时代”存在交集，二者的一些共性往往被视作相互交流的结果，甚至是黄河流域文化影响良渚文化的结果。而如今新的年代框架无疑进一步拔高了良渚文化的地位，因为“龙山时代”有太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因素与良渚文化有关，尤其是礼制、神人兽面纹、玉礼器、陶礼器等精神层面的因素，融入了“龙山时代”乃至于夏商周三代。在《越文化发展论》（与叶岗、王海雷合着，中华书局2015年版）一书中提出“良渚时代”的概念，以此说明良渚文化在同时代的超前性以及对当时、后世的影响。从良渚文化与“龙山时代”的关系看，伴随着研究的深入，良渚文化一步步从边缘走向舞台的中央，给我们抛出一个又一个的谜团。
在很多人看来，良渚文化似乎是横空出世的，又是突然人间蒸发的。它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了？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环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发展谱系得到公认。崧泽文化是良渚文化的直接前身。2008年发掘的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表明，早在崧泽文化时期，环太湖流域已经有较高程度的社会复杂化现象，阶层分化明显。环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和安徽巢湖之滨的凌家滩文化，表明距今5800年左右东南地区已经率先出现了文明的曙光，而它们又直接为良渚文化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马家浜文化大致与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同时，只不过一个在钱塘江以北，一个在钱塘江以南。到了21世纪，人们认识到在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之前，浙江北部已经存在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上山文化距今约一万年，上山文化的先民已经种植水稻，并且有较完善的聚落。上山文化的超前性，甚至使不少学者在它发现之初怀疑测年资料的可靠性——这一情况同样发生在发现河姆渡文化的时候。从上山文化到跨湖桥文化到马家浜文化及河姆渡文化到崧泽文化及凌家滩文化，可以说，东南地区长期走在时代的前列，良渚文化的文明高度不是凭空出现的。
至于“良渚文化去哪儿了”，向来是个“未解之谜”。有人说良渚文化因为洪水消亡了，有人说因为太腐败而崩溃了，有人说移民到北方了。过去人们认为良渚文化的后继者是马桥文化，而两者之间相隔好几百年的缺环，不能顺利衔接，所以给人以良渚文化凭空消失的印象。21世纪以来，考古学界又确认了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它们正好衔接起了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但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已经有不少北方的因素，环太湖流域的文化开始衰落并边缘化。自此，环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大致建立起来了。
马桥文化被视作后来越国文化的前身。从目前有限的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看，良渚文化先民与后来的越人有大致相同的血统，Y染色体DNA单倍型均属于O1。带有这一基因特点的人群，广泛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涉及古代百越、东夷两大族群。他们处于苏秉琦先生所说的“面向海洋”板块，这一板块，在“龙山时代”之前表现得更为早慧。而在“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开始真正成为文化中心地带，“面向海洋”板块的诸多文化因素也汇聚到了这一熔炉之中。
“良渚人”究竟是谁？过去有三苗、越人、夏人、防风氏等多种说法。以考古学文化去比附古史传说，无论在当下的历史学界还是考古学界都可以说是禁区。学者对此慎之又慎，不敢越雷池一步。但这并不意味着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的对证完全没有可行性，甚至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初便是被用来验证古史的。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考古学文化的接触和碰撞的确能反映先民活动的蛛丝马迹。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金鼎奖的韩建业先生，多年来便致力于此。他尤其关注考古学所反映的战争和部族迁徙现象，以此联系古史传说，可以说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近年来发掘的陕北石峁古城，著名历史学者沈长云先生认为是黄帝的居邑，不少学者认为良渚文化可以算得上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了，实际上先秦文献中往往虞、夏、商、周四代并提，虞代并不限于虞舜，据《韩非子·显学》，虞代延续了一千余年，从各方面的线索推测良渚文化便是虞朝的考古学文化。陈剩勇、吕琪昌等先生强调良渚文化是夏文化的源头，但要说明二者有直接的联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是“中原中心说”还是“东南中心说”，都不免失之偏颇。片面强调中原的地位，或者片面强调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地位，都难免于一叶障目。中国文明的起源进程，需要在互动与交融中认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需要在更广的时空范围内予以动态的观照。我们可以看到，早在中国文明从酝酿到发生的阶段，这片土地上的人群便已经开始密切接触并不断融合，中国文化从来都是包容性极强的文化。从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的文明曙光，到“良渚时代”的文明实证，再到“龙山时代”陶寺古城、石峁古城等城池的林立，再到二里头、殷墟、周原，中国文明的发生和早期发展有了清晰的、切实的线索，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序幕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彩。
[文化特征]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值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依据现已发表的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数据，若按符号本身划分，可分为单个的符号、几个符号连在一起构成句子的文字符号，以及几个图画符号连在一起的符号。
若按符号刻在何种器物来划分，可分为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和玉器上的刻划符号。
作为单个符号的，可以举出60年代在上海马桥遗址属于良渚文化的第五层出土的陶器和残片上被释读为“五”等符号；1986－1987年在余杭镇西的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内刻的单个符号，在瓶窑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内刻的单个符号；在江苏澄湖出土的有把带流罐形壶上刻的符号，在上海金山县亭林遗址出土的残豆盘的内腹底刻底符号。
作为二个符号连在一起的，有上海马桥遗址第五层出土的或被释为“七”“有”（ㄓ）或被释为“戊”“田”的符号。还有三个符号在一起的，如1974年在余杭大观山果园出土的石纺轮，其表面等距离刻有“*”“Y”“+”三个符号。
作为几个符号连在一起而组成句子的，最著名的是江苏吴县澄湖遗址出土的贯耳黑陶罐腹部并列刻有四个被李学勤先生释为“巫钺五俞”的符号。
此外，现为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Sacklei）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陶贯耳壶圈足内壁刻的多字陶文，也是几个符号连在一起的。几个图画符号或称“图像”连在一起的，主要是余杭镇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圈足罐，该罐烧成后在肩至上腹部连续刻有8个图像符号。
[玉器上的符号]刻在良渚玉器上的符号，多为单个，也有被认为是几个符号组合在一起的。
玉器上刻的单个符号，主要是与大汶口文化陶文“炅”有关的符号，如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都刻有“”即上边为日形的圆圈，下边为火形的符号。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号。该符号的下部刻得有点像人字形似的分开，所以，有的学者将之称为鸟纹，有的学者将之称为云纹。
但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陶文中，有一个“炅”字的下部偏旁“火”，其写法与上海博物馆藏的这件琮上的“火”的形状结构完全相同，故释为“火”的符号应没问题。在余杭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豆盘，中间刻有双圆圈的“日”符号，两边刻有对称的“火”形符号，也是大汶口文化陶文“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上海福泉山5号墓出土的陶壶上刻有“火”与“日”相结合的符号，该符号中“日”隐藏于“火”之下，露出三分之一大小的“日”形。
[良渚玉璧上的符号]此外，在良渚玉璧上还刻有鸟、山等组合性的图形。
对于良渚文化中的单个符号，有的因与商周文字相联系而可以尝试释读，有的则看不出有什么联系而无法释读。但即使能尝试释读，也因其单个、孤立，看不到语言的基础，于是有一些学者认为它不是文字。
尽管如此，在良渚玉器和陶器上的“炅”、“火”符号，因与大汶口文化中的同一符号相同而有其特殊意义。关于大汶口文化中的“”和“”，不但发现于山东的莒县陵阳河、大朱村、诸城前寨等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也发现于湖北的石家河文化中，还发现于安徽蒙城县尉迟寺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在如此广泛的地域出现这一相同符号，说明它有约定俗成、为广大地区所乐于接受的意义。
符号“”是符号“”的简体，一般隶定为“炅”，但对其解释却各不相同。将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这些相关符号联系起来考虑，“”、“”、“火”诸形中，“火”是最基本最核心的符号。“”符号的下部是“火”形，上部的“○”既可以释为“日”即太阳，也可以释为天空星星之“星”。如果释为“星”，那么它与“火”形的符号相结合，意为辰星“大火”即大火星。
如果释为太阳，在这里，这个太阳也是天象或天的代表，从而整个图形意指的也是大火星，它表达了当时的人们对于星宿大火观察、祭祀和观象授时，而大汶口文化的这类图像在良渚文化乃至石家河文化遗址中一再出现，标志着对于辰星大火的祭祀和施行大火历的文化传统，从古夷族向古越族以及荆楚之地的传播，也说明负责祭祀“大火”和观象授时的“火正”已出现。
从文字起源的角度看，多个符号连在一起，其意义更大。
[文化分期]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 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袋足、 镂孔豆、贯耳壶、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桥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泥质黑皮陶较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贯耳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宽把带流杯等。
[社会经济]良渚文化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作物是水稻。据在钱山漾发现的稻谷鉴定，有粳稻和籼稻两种。在钱山漾、水田畈等遗址中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植物种子，有人认为是当时的农作物，也有人对其出土层位和鉴定结果有所怀疑。农业工具种类较多，制作大都较精细。其中三角形犁形器，器体扁薄，背面较平，正面稍隆起,常穿有1～3孔,有人认为是安装在木犁床上的石犁铧。斜柄刀的器身略呈三角形，顶端有一个斜向的柄，制作较粗糙,往往仅在刃部磨光,有人认为是安装木柄后用来在土地上划出沟槽的，称为“破土器”。这两种新型工具,在良渚文化时期使用较多,对其定名和确切用途尚待深入研究。
手工业也很兴旺，有的可能已形成专业性的生产部门。玉器制作在全国同时期的原始文化中，显得十分突出。玉器主要有珠、管、坠、、瑗、璜、镯、琮、璧、蝉等。外方内圆的长筒形玉琮，磨制抛光并雕刻纹饰，规格定型，表现出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准。如出土的一件玉琮高33.5厘米，琮身浅刻横道分为15节。另一件玉琮高达23厘米,雕刻有几组兽面纹,一件大玉璧直径达26.2厘米。类似的琮、璧在张陵山、草鞋山、福泉山等地墓葬内也有发现。制陶普遍采用轮制，器形规整，造型优美。有的陶鼎上刻有漩涡钩连纹和曲折纹图案，有的贯耳壶上刻有简化鸟纹和曲折纹，或以圆涡和双线构成的编织纹。这些纹饰，线条精细，繁杂而富于变化，是陶器中的佳作。在发现的陶纹，透露了当时社会文化进步的信息。
手工纺织业也有迅速的发展。钱山漾遗址发现有国内早期的丝麻织物。残绢片经鉴定是家蚕丝织成，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47根。丝带为30根单纱分 3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从现有的考古数据来看，蚕的饲养可能以太湖地区为最早。但也有人对丝织品的时代持怀疑态度。麻布片经鉴定为苎麻纺织品，也是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一般各有24根，有的细麻布经线31根、纬线20根。这是迄今中国最早的苎麻织品实物。竹器的编织比较发达，制品集中发现在钱山漾遗址,共200多件。竹篾多数经刮光，容器类的下半部使用扁篾，接近口沿部分则用较细密的竹丝。编织方法多样，有呈一经一纬的人字形，也有二经二纬和多经多纬的人字形，还有菱形花格、密纬疏经的十字形等，特别是产生了梅花眼、辫子口这一模拟较复杂的编织法。制品种类有捕鱼用的“倒梢”，有坐卧或建筑上用的竹席，以及篓、篮、谷箩、簸箕、箅等，较广泛地用于生产和生活方面。此外，良渚文化还有桨、槽、盆、杵锤等木器。木桨的使用，说明生活在河道纵横地区的原始居民，已有了舟楫交通工具。
[居址和墓葬]良渚文化居民过着较稳固的定居生活。在钱山漾遗址发现 3座的。其中一座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1.9米，木桩按东西向排列，正中有一根长木，似起“檩脊”的作用，其上盖有几层竹席。另一座只在东边保存下一排密集而整齐的木桩，上面盖有大幅的芦席和竹席。在吴县澄湖还发现一批土井，井底遗有多件陶器和石斧。昆山太史淀的水井还有木构井圈，系用4～5块长约2米的弧形木板凿孔连接而成。
各地共发现墓葬数十座，墓坑呈长方形，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大、小墓之分。在浙江海宁、嘉兴、平湖和余杭等地发现的小墓，随葬陶器的质量一般远逊于实用品，有的小墓用猪下颚骨或穿孔石斧和大型玉璧随葬。大型墓不仅墓坑规模较大，而且随葬器物数量多，质量也高。如草鞋山198号墓，东西1.7米，南北4米,有60多件随葬器物，其中有5件玉琮、2件玉璧以及镯、管、珠、锥形饰、穿孔斧等共30多件玉器。福泉山遗址6号墓虽遭破坏,仍遗有玉、石、牙、陶器119件,其中玉琮5件,玉璧4件。寺墩3号墓随葬玉琮、玉璧多达57件。用如此大量玉器随葬，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在良渚文化中也属特殊现象，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玉敛葬”。张陵山遗址的一座墓葬，随葬陶、玉、石器共40多件,其中以兽面纹的玉琮和玉瑗、玉蝉等较为突出,在墓主人脚下，与随葬陶器一起还发现3个人头骨,有人认为其身份应是奴隶。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遗址的两座墓邻近处，分别有一具猪、狗的骨骸，可能是殉牲。以上表明，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当时已出现财富占有的差别，并且出现了只有特殊地位的人才拥有的玉琮、玉璧等礼器。有的玉琮上还刻有数组象征威武的兽面纹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