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古巴历史||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无歧视奇迹！
摘要：据Pathfinder出版社2023年报道，古巴社会主义革命60周年之际，古巴华裔社区的独特地位引发广泛关注（背景：1847年开始，14万中国契约工抵达古巴）。华裔在古巴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均无天花板（古巴政府称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
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与当今世界的阶级斗争
上图是1960年10月中国革命11周年之际哈瓦那唐人街的动员，古巴劳动者正在没收国内和帝国主义的资本。
六十年前，古巴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对抗西班牙殖民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斗争，最终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了胜利。这是一场深入人心的群众革命。无论男女，各个年龄层的数百万劳动者在为独立、主权、尊严而斗争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改变，并开始改变他们的社会。
面对华盛顿方面的军事侵略和经济破坏，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古巴的工人和农民捍卫并深化了他们的初步胜利。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和国家——一个代表最受压迫和剥削人口层的利益、推进其利益的国家。
他们终结了对土地、工厂、银行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将土地交给了耕种它的农民。他们在所有公共场所禁止基于种族的歧视。他们组织数百万女性进入就业和社会、政治活动。通过动员数十万年轻人，他们走上山区、工人社区和农村地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扫除古巴的文盲。他们武装工人和农民，并组织他们成为纪律严明的民兵单位，以保卫他们在新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上建设的国家。
逆势而为，在过去六十多年里，古巴工人阶级成功抵挡住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华裔古巴人
对于华裔古巴人而言，这些历史性胜利带来了空前的影响。华裔古巴人当今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条件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社区有着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几乎不存在对华裔古巴人及其后代的歧视或偏见。
这一独特现象是一个惊人的事实。在座的各位从自己的经历都深知，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着无数种形式的反华偏见。仅此一点，就值得我们更仔细地审视古巴革命。在古巴，华裔古巴人不再局限于经营餐馆、洗衣店、开小商店，或种植蔬果供城市市场销售。
这里没有玻璃天花板。无论是在政府部门、古巴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者、将军、艺术家、科学家，还是在任何领域或任何层级的领导职责中，华裔古巴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古巴国家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主席埃斯特班·拉索（Esteban Lazo）是华裔非裔古巴人。
拉萨罗·巴雷多（Lázaro Barredo）是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Granma）长期担任主编，近期才离任，是华裔古巴人。
威弗雷多·拉姆（Wifredo Lam）是20世纪世界闻名的艺术家之一，是非裔华裔古巴人，他将这些文化的元素融入绘画的丰富性之中。
另一个例子——我会在今天引用它，因为我对它最为熟悉——是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三位将军：莫伊塞斯·希奥·王（Moisés Sío Wong）、古斯塔沃·崔（Gustavo Chui）和阿曼多·崔（Armando Choy）。他们的故事——包括在本次会议上——可以在一本名为《我们的历史仍在书写》的书中找到，该书已出版英文、西班牙文、中文、波斯文版本，最近也出版了法文版本。
资本家分而治之
古巴革命的教训在当今资本主义危机加深的世界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沙文主义和仇外心理是统治阶级用来试图分裂工人阶级、让我们互相对立的武器。他们试图让我们相信，我们的问题并非源于那些剥削我们的人，而是源于“抢走我们工作的移民”，或是那些肤色或宗教与我们不同的邻居。
这是海外华人再熟悉不过的历史。当今在亚洲、美国、欧洲、非洲发生的事情并非新鲜事。几个世纪以来，海外华人一直是针对“外国人”的攻击的主要目标，从更为隐蔽的歧视和种族仇恨，到暴徒暴力、排外法案和大规模迫害。古巴的例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出。
这段历史对海外华人的影响在王露沙为Pathfinder出版社2017年版《我们历史仍在书写中》所写的序言中得到了突出体现。王露沙是一位年轻的电视和电影编剧，他将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作为一名大学生，他曾在新西兰和荷兰留学。在序言中，他描述了自己在这些国家生活时第一次遇到反华歧视和偏见，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卑感。
“但一个人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王露沙写道。这“那个人”是莫伊塞斯·西奥·王。王露沙解释说，他偶然在网上遇到了西奥·王的名字，并读到他是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将军，时任古巴副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的顾问。王露沙说，他认为这种事不可能是真的。
因此，他开始试图了解更多关于莫伊塞斯·西奥·王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他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的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我们历史仍在书写中》的复印件。
“随着我翻阅这些页面，我感到不知所措，”王指出，他发现除了将军席奥王之外，在古巴还有许多中国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王在书中写道，了解古巴华人的历史让他恢复了自信，并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古巴就没有更多的中国人了吗？
古巴华人的历史并非我今天演讲的主题。但对于那些对此一无所知的人来说，这个故事始于1847年。在接下来的25年里，超过14万中国契约劳工被运往古巴，这是所谓的“苦力贸易”的一部分。他们在古巴蓬勃发展的糖料种植园工作，条件接近奴隶制。许多人逃离甘蔗田，加入了争取独立的“曼比斯”解放军，并留在了古巴，他们成为了古巴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在古巴，你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古巴民族是由三分之一西班牙人、三分之一非洲人和三分之一中国人锻造而成的。
中国移民在古巴的潮起潮落持续了一个世纪。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哈瓦那的唐人街在西半球仅次于旧金山的唐人街，是规模和文化生活第二大的唐人街，也是拉美最大的唐人街。
与其他地方一样，古巴的中国人群体迅速出现了阶级分化。他们包括小贩、劳工、洗衣工和农民。但到了二十世纪，也出现了富有的地主、百货商店和大型餐厅、俱乐部的老板、银行家和其他巨富。根据古巴1899年的人口普查，当时已有42位华人成为糖料种植园的所有者。
在美国，人们常常被告知古巴已经没有中国人了，"他们都随着革命的胜利离开了"。与美国有关的其他许多关于古巴的说法一样，这完全是假话。从1959年到1968年，那些种植园主、银行家和富裕的商人——在试图挽救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或建立其他资产阶级政权但失败之后——确实逃离了古巴。这是事实。
但成千上万的华裔古巴人加入了工人民兵，驱逐有组织犯罪从哈瓦那的唐人街，抵抗1961年美国策动的猪湾入侵。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现在遍布古巴的各行各业。只需走上古巴任何城市的街头，就能在一个又一个面孔中看到中国人的特征。真相不言自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想将剩余的时间集中在我在这里发表演讲的主要主题上——即过去60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古巴在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上的某些转折点，以及这些关系中所体现的不同政治和阶级立场。
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掌权后，新政府立即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他们认同中国人民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抗美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1960年9月，古巴成为第一个承认被资本主义统治者称为“红色中国”的拉美国家，敢于挑战华盛顿方面的经济讹诈，而此前几十年间，美国的威胁让美洲所有其他国家都与台湾结盟。
以一种互惠的方式，随着美国政府对古巴革命的攻击不断升级，北京方面开始提供援助，尤其是急需的稻米。革命前，古巴消耗的稻米大多从美国进口。随着华盛顿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古巴实施近乎完全的经济和金融封锁，这一贸易戛然中断。中国的援助受到了古巴人民的高度赞赏。
然而，古巴革命的开局几年也恰逢中国政府与苏联之间的分歧迅速加深——这就是所谓的中苏矛盾。古巴领导层发起了一场热烈的政治斗争，试图说服莫斯科和北京放下派别利益，共同支持越南在面对华盛顿及其帝国主义盟友发动的残酷战争时的民族解放斗争。切·格瓦拉1966年发出的著名呼吁“创造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以声援越南的斗争，是众所周知的。
1966年至1967年：民族解放阵线战士在美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准备战斗。
尽管两国政府从未断绝外交关系，但到60年代后半段，双方关系已降到冰点，这种局面持续了将近25年。这些年里，古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决定性的国际阶级斗争中处于对立的战壕两侧。
新的关系开始
两国政府之间的新阶段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蛋糕”（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称之为“社会主义”但实则只是表面装饰的苏联和东欧政权）的崩溃而开启。几乎在一夜之间，古巴失去了85%的对外贸易，导致农业、工业、交通及其他经济活动陷入停滞。由此引发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在古巴被称为“特殊时期”。
1993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访问古巴，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也于1995年首次回访中国。中国政府还开始向古巴提供重要的紧急经济援助。即便在今天，古巴人仍然会谈论那50万辆中国自行车，那些年来它们成为了最广泛使用的交通工具之一。不久之后，一家由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JC）管理、使用中国设备和援助建造的自行车工厂也成立了。
据一些报道，中国政府在1990年代向古巴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部分利息和本金后来在2011年重新谈判后被减免。但古巴政府仍严格遵守每年支付大量本金和利息的义务。
然而，尽管中国对古巴的援助非常重要，但与中国在拉美其他地区的投资相比，它仍相形见绌。据报道，中国在2005年至2017年期间对委内瑞拉的投资高达650亿美元。根据最近的报道，中国已宣布计划在2025年前将对拉美的总投资增加到2500亿美元。
如今，拉美与中国之间的总贸易额每年约为2600亿美元，其中仅有20亿美元是与古巴的贸易额。
然而，我想强调的是，这些贸易关系和贷款与国际团结无关。它们完全基于市场关系和出资方的利润最大化。对港口和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无不与购买中国设备和材料挂钩，并主要通过贷款提供资金，需按时全额偿还。这正是中国著名“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
正如施奥黄常说的那样，“我们的中国朋友不会在任何事情上轻易施舍他人。”
与此同时，尽管中古两国签署了许多谅解备忘录，承诺合作与友谊，并互相派遣贸易代表团，但古巴的大多数重大项目仍未实现。目前情况就是如此，包括为东古巴镍生产复苏提供资金、为先锋市的炼油厂现代化以及在黄金地段建造豪华酒店和高尔夫球场等项目。
结束对古巴的美国经济战争！
总而言之，有一个问题必须指出。目前古巴劳动者面临的经济危机之严重，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一场严重的危机。
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十一月初古巴哈瓦那举行的一场国际团结会议上对1000多位与会者表示：“我觉得有义务告诉你们，困难时期即将到来。”
美国帝国主义对古巴劳动者的无情压榨和持续不断的经济扼杀，给古巴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累积性打击。他们的“罪行”就是拒绝再次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附庸。
目前古巴个人卫生用品严重短缺，其对人们尊严和幸福感的影响我们都是知道的。柴油燃料、药品、厨房用气以及许多食品都难以获取。
华盛顿方面正再次收紧经济绞索，企图通过各种方式阻断古巴获取急需的进口商品和外汇。这是老一套。60年来，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交替施压下，我们早已数不清有多少次出现这种局面。事实上，经济压力的不断加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民主党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
如果你关注资产阶级媒体——不论是“大众”还是“社会”媒体——你听到的都是古巴工人阶级面临的困难是六十年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所谓“人性”（即你死我活的贪婪和剥削）的必然结果。
尽管古巴领导层在治理中存在过失和错误（他们自己也首先承认这些错误），但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华盛顿长达六十年的经济封锁，古巴——曾经是资本主义拉美最经济发达的国家之一——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古巴在2011年经过全国范围内广泛讨论后通过的新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指南，以及今年早些时候生效的新宪法，都是对帝国主义长期战争后果的承认。古巴政府不得不在古巴引入更多的市场关系。但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必然破产的教训。恰恰相反。
从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出，古巴工人阶级自1959年以来在面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不懈进攻中，拥有维护和捍卫他们革命的能力。
令人惊讶的不是他们被迫后退，而是工人阶级及其盟友掌权、在为改变世界的斗争中自我改变时所展现出的持久典范。
最后，我想引用Sío Wong在1999年一次在哈瓦那举行的ISSCO会议上的言论，这次会议与本次会议类似。在《我们的历史仍在书写》中，Sío Wong回忆了他在该活动中与ISSCO创始总裁王赓武的一次交流。
“怎么可能，”王问Sío Wong，“你作为华人的后裔，能担任高级政府职务，成为国民议会代表，还是武装部队的将军？这怎么可能？”
Sío Wong回答说：“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发生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一场消除基于肤色歧视的经济基础的革命。一场建立了一个政府，工人阶级用它来对抗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偏见的革命。
“对于历史学家和其他想研究这个问题的人，”Sío Wong总结道，“我说，你们必须明白，这里的中国社区与秘鲁、巴西、阿根廷或加拿大是不同的。”
“而这种不同之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这就是古巴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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