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体面的帝王：宋真宗赵恒做了什么糊涂事，得后人如此评价
大宋帝国领袖，真宗赵恒，他的时代自公元997年开始，至1022年结束，实算总二十五年。
大宋在真宗领导下，曾与契丹展开过长达五年的拉锯式战争。最后，在澶渊这个小城的对峙中订立和平协议，史称“澶渊之盟”，时间是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冬。
宋真宗赵恒是宋太宗的第三个儿子，作为宋朝第一个在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皇帝，宋真宗的性格和手腕强硬的父亲截然不同，他的战场经验毫无疑问是没有的。虽然性格比较沉稳不是胆小之人，却不是一个特别有决断力的人。
公元1004年，大宋京师发生了一场地震，这让大宋人人惶恐不安。宋真宗预感有大事要发生了。果然，宋真宗听到了让他恐惧的消息，辽军入侵大宋。
这一年秋，辽国萧太后和辽圣宗率领20万兵马对宋朝突然发起了进攻。辽军来势汹汹大举进攻很快就攻破边防，向着国都汴梁进发。
战争的讯息传到了宫中，宋真宗有些慌了。他知道，与辽军打仗宋军很少能占上风。
在宋真宗看来，连身经百战的父亲宋太宗都不是大辽的对手更何况是自己。
当辽国的重拳再度打过来的时候他的内心感到了无比的紧张，他从未经历过战争。却看到过战争，他亲眼看着父亲两次北伐的失败。畏辽的情绪在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已经成为宋朝军民的普遍情绪。
就在宋真宗的慌乱中，南下的辽军向大宋的腹地迅速挺进，距离大宋的首都汴梁只剩下二三百里的距离。
宋真宗在慌乱中，找来大臣商讨对策。然而受太宗时代失败阴影的影响，大臣们的意见几乎一致，那就是逃跑，分歧只在于目的地有所不同。一个声音说去四川，另一个声音说去金陵。
每逢重大历史关头，都会有一个重要人物出场，这一次也不例外。这个人正是当朝宰相寇准。
对于逃往何处宋真宗举棋不定，他找来寇准商量。
帝问准，准心知二人谋，乃阳若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宋史》
寇准说：“谁给陛下出的主意？出这个主意的人就应该杀头”
当大臣们异口同声地提出逃跑主张，寇准甚至没兴趣打探一下皇帝的心思，就单刀直入地要斩两位大臣的首级，寇准是不准备给皇帝留退路的。
寇准的这番做法与说辞其实是符合寇准的这个人的性格特征的，寇准是非常正直的人，在他的字典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非对错最为重要，他是非常憨直的人，不会为了讨皇帝开心而曲意迎合，他只说他认为对的事。
“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轶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宋史》
大敌当前，寇准与逃跑主义针锋相对，他说：“只有皇帝亲征才能鼓舞士气，一举歼灭来犯之敌，否则将对不起列祖列宗”。
于是宋真宗在寇准的一力坚持下踏上了亲征之路。
公元1004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宋真宗行至韦城县，此时契丹正在攻打大名府，而援军却还没有赶上亲征队伍，此时逃跑派又开始蠢蠢欲动，本就意志不坚的宋真宗也开始动摇，于是又找来寇准问：“南巡何如？”
寇准已然坚定地指出退与进的利弊，并找来高琼一起分析亲征的必要性。真宗终于决心前往澶州。
准固请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众议皆惧，准力争之，不决。出遇高琼于屏间，谓曰：“太尉受国恩，今日有以报乎？”对曰：“琼武人，愿效死。”准复入对，琼随立于庭下，准厉声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琼即仰奏曰：“寇准言是。”准曰：“机不可失，宜趣驾。”——《宋史》
公元100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宋真宗抵达澶州城，当时澶州城分南城和北城，中间隔着黄河，河上架有浮桥。
此时辽国大军已经放弃攻打大名府，直扑澶州城而来，正屯兵与澶州城北城外，对澶州北城进行围攻。宋军主力部队及各方援军也都坚守在澶州北城内。两军在澶州展开终极对决。
当宋真宗渡过浮桥将黄龙旗插在澶州北城的城楼上时，城下北宋军民立即欢声雷动，声闻数十里，气盛百倍。
辽国是倾国而出，萧太后和辽圣宗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入侵，大军全军深入，已经推进到宋朝的腹地，距离宋辽边境已经600公里。
在这推进的600公里中，辽国可以说是没有打下一个州，辽军打过大名府，打过瀛洲但是都没有打下来。而战线越拉越长粮草已经供应不继。
在这个时期宋和辽之间的战争形势，宋朝看上去稍微占了一点优势。而辽朝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宋真宗到达澶州城的前两天痛失一员猛将萧挞凛。辽军士气大挫，萧太后听闻萧挞凛的死痛哭不已。
太后哭之恸，辍朝五日。——《辽史》
辽军倾全国之力兵临澶州城下，宋真宗忐忑不安。但是他不会想到此时的萧太后或许更加胆战心惊。
为什么宋真宗会在占据优势的时候同意签订和平协议呢？
辽国此次由萧太后和辽圣宗亲自出征，其目的并不是消灭宋朝，在当时辽国不可能灭宋，而宋也不可能灭辽，那么辽此次的大举入侵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以战促和”。
萧太后晚年十分想解决宋辽边境的问题，但是当时两国都拿对方没有办法，那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谈判。
但是谈判是要有资本的，能谈判，说明双方的实力对等，至少在一个水平线上，这才有谈的可能。如果双方的实力不在档次，那就无所谓谈判了，直接碾压之。所谓的弱国无外交，就是此理。
所以萧太后此次出征最初的目的就是签订和平协议，而大军深入直逼宋朝都城则是要给宋朝压力，争取在谈判桌上取得更大的利益。
然而，两军于澶州对垒，大战未开始辽军就失了主将，并且此时粮草供应不足，萧太后必须尽快结束战争，但是此时处于劣势若再主动提出议和，将失去谈判桌上的主动权。于是她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宋朝降将王继忠。
王继忠以臣子的身份给宋真宗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故国的思念，又巧妙地传达了辽国贵族的厌战心态和想要议和的想法，希望宋真宗可以给与回应。
宋真宗在收到信后，果然给与了积极的回应，并派曹利用前去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史称“澶渊之盟”。
辽国官制
其实，在宋朝中央管理层也都知道，宋军想要消灭辽国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辽国和过去的游牧民族有着本质的区别。
辽国在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就十分注重文化发展，积极接受中原文化，主动招揽人才，让其中有文化的人，负责教导契丹人们文字和读书，甚至还制定出了规范化的法律。
辽国和过去的突厥等游牧民族组建的大部落不同，辽国有着完整的政治统治体系，它是政治、军事、文化发展完备的国家，任何一方在战争中短时间内死个几万甚至十万人都不会对双方的国境线产生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和谈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在如此情形之下，大宋遇到真宗这位守成之君应当算是宋的幸运，若遇到开疆拓土的君主，以初立之国打处于兴盛的王朝，大宋或将三世而亡也未可知。
辽国官制
“澶渊之盟”带给大宋的是耻辱还是百年之利？
在“澶渊之盟”签订前，宋真宗亲自召见了使臣曹利用，并强调了谈判底线：
第一、领土问题不能让步。
第二、如果对方要求财货是可以给的，但是最多不能超过百万。
就最终签订的盟约条款来看，宋朝并未丢失任何一块领土，每年给辽国的岁币仅仅占了全国现金收入的1.53%。但是换回来的是边境百姓安定祥和的生活生产，这是用金钱难以衡量的价值。
对于宋辽边境的和平，萧太后和宋真宗有着同样的迫切期盼，“澶渊之盟”可以说是在两国实力相当下签订的平等的条约。
1、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齿论。
2、宋辽以白沟河为界（辽放弃瀛、莫二州），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3、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4、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澶渊之盟”结束了自979年宋太宗第一次北伐辽国以来，双方持续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
与巨额的军事开支相比，每年三十万银、绢岁币的赔偿，极大地减轻了宋朝在北方的军事负担。
而且通过与辽国的边境贸易，宋朝不仅赚回了比岁币更多的钱，而且通过茶马互市贸易，在经济上开始制衡辽国。
此后双方维持了长达一百二十年的和平，使得宋辽边境“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
关于燕云十六州，说句公道话，大宋是最大的受害者。
早在公元916年，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就带领着族人通过血腥的征伐，征服了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契丹人填补了匈奴人消亡后的空白建立了契丹王朝。
长城的存在阻挡了契丹人的南下，直到后唐时期这条防线终于崩溃。
后唐驸马爷石敬塘自己想当皇帝，但是却没有那个实力，于是他做了一件天大的错事，那就是把燕云十六州作为礼物献给契丹，以此来取得契丹的帮助，让自己如愿当上中原的皇帝。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使草原帝国的势力伸展到长城以南，中原王朝再也无法把长城当做抵抗入侵的屏障。在这笔政治交易中，大宋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它使得大宋的腹地赤裸地袒露在契丹面前随时有可能被给予致命的一击。
所以，宋真宗在此次澶渊之战中选择和谈而没有夺回燕云十六州也是可以理解的，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打只有两败俱伤，和则造福于边境百姓。
写在最后的话：
关于宋真宗，后世的评价普遍不太好，有人给了“最不体面的帝王”的评价，其诟病主要集中在“澶渊之盟”时真宗对于亲征的犹豫，甚至有南逃的想法。
御驾亲征要大臣逼着去，确实有失帝王体面，但这其实和真宗的成长环境及性格是分不开的，真宗作为和平时期的帝王是一位合格的守成之君，他不喜战争，渴望和平。
面对亲征真宗内心确实恐惧，毕竟他没有像宋太祖和宋太宗一样经历过五代那样的乱世，也没有参加过战争。
但是真宗肯听人言，明辨是非，经寇准等人的分析劝解，真宗明确进与退的利弊，最终在“大我”和“小我”之间选择了“大我”。
并且在寇准如此犀利的言辞下，真宗并未恼羞成怒，也未对寇准施行任何责罚，这就足以证明真宗是一位明辨是非、合格的、为天下着想的好皇帝。可被成为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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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树懒读史
参考资料：《宋史》、《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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