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十个无耻文人官僚
俗话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有些文人官僚，虽然学富五车、才华横溢，但由于人品很渣，一旦进入朝堂便兴风作浪，轻则党同伐异、排斥贤良，重则蠹政败国，将国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委实可恶、可恨、可鄙。据史书记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十位最具代表性的文人官僚，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很好地诠释了“无耻”二字。
1. 谯周(201-270年)
谯周为蜀汉大儒，精研六经，颇晓天文，门生众多，《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便是他的学生。谯周以儒学见用，官至光禄大夫，为蜀汉学者之首，是公知中的公知，大咖中的大咖，俨然蜀地“精神教父”。
谯周虽极富学识，但在政治上属于“投降派”，对蜀汉政权的合法性经常提出质疑，一向反对北伐战略，并因劝后主投降获得封侯重赏。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对谯周深恶痛绝，认为其罪“通于天”，远过于后世的冯道。
2. 王衍(256-311年)
王衍是西晋著名的玄学大家，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容貌俊雅，被朝野内外竞相推崇，世称“一世龙门”。王衍出身本来就好，再加上名气大，在仕途上自然是“平步青云”，最终做到宰相(司徒)。
王衍虽然身居高位，但为官全无操守，只想苟且偷生，加之崇尚浮华虚诞，引得世人纷纷效尤，极大败坏官场风气。公元311年，王衍为军阀石勒俘获，为求生竟劝其称帝，石勒鄙薄其为人，将其活埋。
3. 魏收(507-572年)
魏收少有才名，与温子升、邢邵并称“北朝三才子”，在北齐朝负责编撰《魏书》。魏收性格阴暗，好挟私报复，凡与其有私憾者，著史必隐去“仇家”先人善政美德，凡向其行贿者则反之，曲笔失实处极多，故《魏书》有“秽史”之称。
魏收累官至宰相(尚书右仆射)，但在任毫无作为，且畏祸保身，不能匡救时弊，大为时人所讥讽。
4. 杨再思(634-709年)
杨再思为东汉大儒、太尉杨震的后代，早年以明经及第，极富学识，历仕武则天、唐中宗两朝，前后担任宰相近十年。杨再思为人巧佞伪善，当宰相时唯唯诺诺，从未举荐过人才，只是一味的迎合上意，深为时人所薄。
杨再思为巩固权位，专以取悦权贵为生，尤对武则天面首张易之兄弟百般巴结，公卿无不鄙视。左补阙戴令言将杨再思比之“两脚野狐”，时人皆有同感。
5. 元稹(779-831年)
元稹为中唐大诗人，极富文采，与白居易并称“元白”。元稹自负诗才，为人自然不免风流，除妻妾韦从、安仙嫔、裴淑外，一生红颜知己很多，较著名者有崔双文(即崔莺莺的原型)、薛涛、刘采春等人，但都是始乱终弃，毫无责任感。
元稹人品有亏，官德自然不佳，起初尚能正道而行，但屡经仕途坎坷，终于自甘下流。元稹晚年依靠宦官当上宰相，执政期间极力排挤贤相裴度，大为同僚所鄙。
6. 冯道(882-954年)
冯道年轻时勤奋好学，文采极佳。早年效力于军阀刘守光，后逃奔河东李克用，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十帝，始终担任将相、三公、三师之职，位高权重，常被朝廷倚为柱石。
冯道虽然身居高位，但毫无节操，对丧君亡国毫不关心，只在意自己的地位是否稳固。为了当宰相，甚至还向辽国称臣，实在是奴颜媚骨、无耻至极，后世的欧阳修骂他“不知廉耻”，司马光更斥其为“奸臣之尤”。
7. 李昊(892-965年)
李昊少有文采，后流落至蜀，被拔擢为官，在前蜀担任翰林学士之职，在后蜀担任宰相，法规条令多出其手，极受小朝廷重用。李昊前后仕蜀五十年时间，掌管财、政大权，妓妾无数，十分奢侈。
因富有文采，故前蜀、后蜀灭亡前，其降表都出自李昊之手，可谓“驾轻就熟”。蜀人鄙薄李昊所为，有人暗地在其家大门写下“世修降表李家”几个字，见者无不哄然大笑。
8. 蔡京(1047-1126年)
蔡京散文水平极佳，但书法尤精，独具风格，为海内所崇尚，北宋有“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其中“蔡”原本指的就是蔡京。蔡京在北宋先后四次担任宰相，执政长达17年时间，深得徽宗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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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为人凶狠狡诈，喜欢玩弄权术，巧佞伪忠，专以窥伺人主之意以固位专宠。加之贪婪成性，见利忘义，为排除异己不择手段，极大地败坏朝政，被称为“六贼”之首。钦宗即位后，蔡京被流放岭南，病死于途中。
9. 秦桧(1090-1155年)
秦桧为进士及第，中词学兼茂科，博学多才，诗文闻名天下，以书法尤精，其作品可观者很多。秦桧早年为官口碑甚好，秉性刚正不阿，在北宋灭亡前夕曾极力主战，怒斥投降派，一度还想自杀殉国，与后来的表现简直是大相径庭。
秦桧的转变发生在被掳往北方后，面对金人的威逼利诱，终于屈服投敌，被派往南宋主持金宋议和之事，官至宰相。秦桧当政期间，大肆迫害抗金将士，尤以诬杀岳飞为世人所切齿。
10. 严嵩(1480-1567年)
严嵩为进士出身，书法造诣颇深，有珍品传世，同时还擅长写青词，以此颇受明世宗宠信。严嵩63岁入阁，官至内阁首辅，与其子严世蕃一起操控朝政，权倾天下二十年，为害巨深。为巩固权势，严氏父子不遗余力地铲除政敌，尤以加害沈炼、杨继盛为世人所痛恨。
严嵩一意媚上欺下，窃权罔利，毫不将国家安危放在心上，致使鞑靼、倭寇之乱愈深，被《明史》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严嵩晚年失势，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寄食于墓舍而死，可谓罪有应得。
